凯尔森作为欧洲宪政之父，尽管反对施米特关于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具体结论，但对于中立性权力学说本身以及违宪审查权的立法权属性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认同。

有制定省宪的权力，是否具有宪法上的依据呢？关于这一问题，首先，从中国宪政史来看，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肯定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制定省宪的权力，能将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具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最终消除海峡两岸在统一问题上的法律障碍提供切实的保障。

然而，正如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完全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在坚持一个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且标之下，这个障碍也是可以克服和消除的。但考虑到台湾的具体情况与香港不同，它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而且还有自己的宪法，这个宪法又是确立台湾现行制度的主要依据。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与过去早已完全不同了。通过授权形式，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与现行宪法规定不同制度的法律。

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是实行一国两制，即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制度。但是，它作为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协调、解决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法律问题的宪法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思考。1991年，电视广告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报纸，随后四年电视和报纸广告互有高低，呈现交错状况。

⑩截至目前，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网络警察的专业队伍。一方面，网络论坛、贴吧、博客乃至微博等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的接踵而至甚至风靡一时，为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带来了更为宽广的空间。(15) 在美国的FCC v. PacificaFoundati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言论自由在广电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区别对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指出对网络上的言论内容进行规制的措施，不同于对有线电视及广电媒体内容的规制，不能将广电媒体的模式适用到网络上，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审查方面，应该适用严格审查标准(strictscrutiny)。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言论自由保障之间关系的思考。

【关 键 词】言论自由/保护/限制/媒介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根本法的意义上确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为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有学者通过对1998—2010年发生的21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出2003年是网络舆论年，2007年是网络民意年，2008年是网络舆论监督年，2010是微博发展年[8]40。

宣扬暴力、种族歧视、色情淫秽的信息一般会被认为是不良的、有害的信息……法律中总是将搜集整理和传播更多良好内容信息的行为用权利形式确定下来，而对散布不良(有害)信息的行为设定禁止。(3)通过批评、建议、控告、申诉、检举等项权利的行使，发表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司法机关通过司法权的行使在网络违法犯罪个案的审判中，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惩处。(6)通过民意表达渠道，如各种形式的民意发表意见。

与在传统传播媒介上行使表达自由应当受到法律限制不同的是，即便是政府基于保护他人自由和权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来限制网络环境下公民的表达自由，由于互联网本身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所具有的独特的优势，很多在传统社会中依法限制表达自由的手段和措施，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就显得力不从心。在这一阶段，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仍然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做法，未出台专门的立法，而是通过行政法规来规范网络言论和维护网络安全。在传统媒介向现代媒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也相应地受到影响。目前我国对淫秽、色情的认定标准仍然沿用的1988年新闻出版署的《关于认定淫秽及色情出版物的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其本身表述上就存在一些不尽准确之处，而关于网络色情则无明确的法律界定标准。

因此，在这一时期，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由于公民并未成为运用这些传统媒介进行表达的主体，更多的重点则是放在对传统媒介机构的管控与表达内容的引导。总的来看，我国当前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限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1)在媒介表达上，公民言论自由在传统媒介与在网络上的差异得到充分肯定，重视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也达成一定的共识。

注释：①1978年3月1日，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参见陈伟：《全国网络色情第一大案下判》，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7年第12期。

但事实并非如此，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言论自由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除了简单解释我国宪法的规定以外，自觉不自觉地拒绝对其作更进一步的探讨，致使言论自由这一词义在现实中歧义丛生，在行使、保障与限制方面随意性较大，所以今天对言论自由进行深入探讨，澄清一些模糊的概念，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2]251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102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以及7部国际公约或宣言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们无法为言论自由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言论自由的保障是相对的，其保障的边界是通过对个案的法益衡量来确定，根据言论的内容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一种是心直口快的网络社区，图景过于真实直观，出现了民怨累积、戾气潜行的声音。【内容提要】通过考察三十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和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媒介发现，在传统媒介向现代媒介发展的过程中，言论自由也经历了相对单一到极大拓展再到多种面向的阶段。没有言论自由，公民的其他各项民主权利也无从得到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4年、201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截止到1997年10月31日，中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在我们今天看来相对于13亿人口而言所占比例甚小，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较之传统媒介中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单向性、有限性，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平台，也为言论的行使释放出比传统媒介更为广阔、深入、民主的空间。

(三)现代媒介的发展融合：言论自由的多种面向(2003—2012年)虽然接入互联网的时间始于1994年，但真正迎来网络发展与公民言论自由的空前发展则是在2003年之后。召开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家信息化体系的目标和任务，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12](2)在国家权力上，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在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格局。(11) 一个由分散于7个省的9名无业人员组成、大多为中小文化程度、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的犯罪团伙，建立色情网站，传播含有淫秽内容的电影、图片和文章等进行牟利，吸纳会员60多万人，总点击量达1100多万人次，被称为国内最大的网络色情案。

同时，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传播中的信息在内容上总存在善与恶、好与坏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再次强调这四大自由，其中理由可见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的说明：我们党从来主张在广大人民中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大民主的形式……宪法修改草案中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就是为了保障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虽然我国正式进行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努力始于1997年，但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开通政府网站、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则是在2006年之后。主要有国务院1994年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2年《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参见韩大元主编：《公法的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⑧这两个司法解释成为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惩治网络色情犯罪的直接依据。

从本质上而言，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我国媒介的演变相伴而行。(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6]同时，基于个案审判③引发的言论自由与人身权之间发生冲突时何者优先保护的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言论自由高于名誉权保障有利于社会的更加开放，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基本方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时不得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构成侵权。(九)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二、我国公民言论自由的媒介演变传统媒介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并扩大其影响力提供了平台，同时公民通过传统媒介获得相关信息是否及时、客观、全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言论自由的行使。为此，本文以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三十年为考察背景，以言论自由为考察对象，以期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为依据，全面总结我国言论自由的发展及未来走向。在现代社会中，言论不仅是人们表达思想、沟通信息、开展社会交往的一种基本方式，同时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媒介发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的影响得到充分认识、国家的制度支持与积极回应效果明显，但国家机关之间的不均衡性较为突出，同时也面临着主要局限于网络色情的惩治、缺乏宪法案例的支持等问题。

网络发展对于公民言论自由最大的影响是，相对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送信息的格局，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变得切实可行，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宪法只是将公民的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加以规定，但言论自由通过哪些方式和途径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对宪法的解释问题。

[2]252在其详尽全面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将言论自由的行使媒介与具体内容结合在一起，前者如新闻传媒，后者如对国家事务的意见、对国家的决策和管理事务等。当然，在执行中，这一标准经常被过宽解释。

决策者有必要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方针，以平衡21世纪言论自由与言论限制之间的关系。[5]81(3)在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限制标准上，法律与伦理、事实与价值相互缠绕。